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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费电子地图首次完整标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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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频道金融界 时间:2019-12-11 23:38:48  文章类型: 内容分类 :

  中( 申冉 通讯员 肖日东)11日,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宣布,目前使用率比较广泛的高德电子地图上,首次完整呈现19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及纪念地的准确定位。

打开手机高德地图APP,定位南京,搜索丛葬地,即出现19处丛葬地和纪念地的具体位置和实景图片。 申冉 摄

  2018年10月31日,《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南京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成为全国首部专门保障国家公祭活动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第二十二条中也特别对丛葬地的保护管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在电脑版的网页搜索中也同样得到完整呈现。 申冉 摄

  2019年10月,就在《条例》实施颁布一周年前夕,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条例》专家起草人之一、三法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刘伟发现,“分布在南京各地方的丛葬地和纪念地中,有3处无法在地图导航软件中搜索到,给广大民众祭奠死难同胞带来了不便。”

  “3处丛葬地、纪念地在地图导航上没有准确标注,不仅不利于人们去祭拜、凭吊大屠杀死难同胞,也不利于人们寻找历史、牢记历史。特别是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大家都希望到附近的丛葬地进行祭奠悼念,一个全面、准确的定位导航非常重要。”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钟连勇告诉,该委第一时间积极联系高德地图方,希望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南京市律师协会组织了百名律师,重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开展实地再确认。 南京市律协供图 摄

  随后,南京市律师协会组织了百名律师,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开展实地找寻,对未能在地图上标注的丛葬地、纪念地进行了再次确认。

  “针对最终确认的未能在地图上标注的3处丛葬地、纪念地,江苏新闻广播丁凤云与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闫晗组成标注组,与高德地图北京总部后方技术人员协同,启动了丛葬地电子图补充标注工作。”江苏新闻广播总监王卫刚告诉。

为了让每一处丛葬地和纪念地都能在地图上显现出来,标注人员走遍了整个南京城。 南京市律协供图 摄

  经过标注组和技术人员深入实地的探访和确认,12月9日下午,3处丛葬地和纪念地均在高德地图上进行了准确标注。12月10日,为了让地图使用者对丛葬地有更直观的感知,17处丛葬地及2处纪念地的图片被上传嵌入高德电子地图的系统。12月11日上午,高德地图完成位置、图片数据上线,最完整版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电子地图正式上线向社会公布。

  现场打开高德地图的手机APP,开启定位信息后,在地图上输入“丛葬地”关键词,就出现了19个搜寻结果,此前在地图上未定位的南京大学丛葬地、鱼雷营丛葬地和太平门纪念地,在地图上已经清晰显示。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宣布,高德电子地图首次完整呈现19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及纪念地的准确定位。 肖日东 摄

  “这张电子地图通过设置‘丛葬地’关键词定向优化地图检索效果,帮助广大民众更直观寻找丛葬地位置信息,为群众提供了精准的地图导航服务。”高德软件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周彬告诉,“定向优化”就是通过系统设置,在定位南京后输入“丛葬地”关键词,高德地图会优先推送19处丛葬地及纪念地的相关信息,方便快速获取。

  周彬也欢迎其它地图软件分享这一信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位置信息是属于社会共享的公益性信息,希望广大使用者无论登录任何一款导航软件,都能精准找到丛葬地位置,方便祭拜遇难同胞。”

  “南京大屠杀记忆不仅是南京的记忆,更是整个国家的集体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电子地图’的上线,非常有意义,这既是一张丛葬地位置导航图,更是一张标注南京之殇、民族之痛的‘历史地图’,导引着人们走进82年前的那场民族劫难,进一步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龙翔表示。

工程机械最高法:以政府换届领导更替为由毁约要担责

  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全文共29条。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黄永维介绍,司法解释着眼于加强政府诚信建设,确保行政机关按照行政协议约定,严格兑现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确保行政机关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投资主体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确保因以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毁约侵犯合法权益的,要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确保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改变政府承诺和合同约定的,对企业和投资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推动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落到实处。”

  司法解释明确,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行政协议的范围。

  行政诉讼法规定,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范围。司法解释对除上述两类协议之外的类型进行了列举。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其中包括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符合本规定第一条规定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其他行政协议。

  黄永维说,通过对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的审理,将有效解决过去一段时间,国有自然资源领域政府不履约、不监管、权力寻租等乱象,确保国有资产等国家利益得到有力保护;通过对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的审理,将有力保障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房子是用来住的”合法权益;通过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的审理,将有利于保障社会资本方参与公私合作的积极性和安全感,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司法解释规定,被告未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并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被告无法履行或者继续履行无实际意义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

  此外还明确,行政机关违约的,应当充分赔偿当事人的实际损失。

  黄永维说,“司法解释规定,原告要求按照约定的违约金条款或者定金条款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行政协议义务,原告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北京青年报了解到,基于行政协议诉讼“民告官”的定位,行政机关认为行政相对人不依法、不依约履行行政协议的,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孟亚旭)

酒店手撕用心编好教材这本大书

  用心编好教材这本大书(逐梦70年)

  图左为第一套人教版统编教科书,右为小学生使用统一部编本教材。制图:郭 祥

  春秋两季,每当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打开新书,开始新学期第一课时,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们最感欣慰的时候。中小学教材既是一些小书,也是一本大书。为了编好这本大书,人教社编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专业专注的工匠精神,进行着一场永不停息的接力赛。

  新起炉灶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体系确立

  综观世界各国,学校教材(狭义指教科书)一直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依据。早在瑞金、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先后组织编写过根据地和解放区教材。新中国成立前夕,教材建设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要培养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不能继续沿用民国时期的旧教材,必须“另起炉灶”。1948年底,中共中央派人从上海将叶圣陶、周建人等一批进步的教科书编写专家接到华北解放区,着手筹划新中国的教科书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对旧有教育体制进行彻底变革,包括旧有的教科书编辑、出版和发行机制,首次明确教科书事业应由国家统一推进。

  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承担全国中小学统编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叶圣陶担任社长,毛泽东同志亲自题写社名。人教社在成立之初系统总结解放区红色教科书优良传统,认真汲取民国时期教科书编纂经验,并借鉴苏联教科书建设方法,探索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教科书体系。1953年5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教育工作,迅速从全国调集近200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其中包括吕叔湘、吴伯箫、戴伯韬、辛安亭、张志公、陈伯吹、陈乐素、张毕来、邱汉生等知名学者,补充到教材研究和编辑队伍中。从1951年秋季开始,全国中小学生开始使用第一套人教版统编教科书。在这套教科书里,全国孩子共同认识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早上升国旗,人人要敬礼”,父辈们所学的“国语”“国文”统一改称为“语文”课……一切都洋溢着改天换地的崭新气息。

  到1966年之前,人教社先后编写出版4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并与全国各地出版单位共同探索建立“租型代理”的教科书供给合作模式,创造性解决了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保障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难题。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体系初步确立,学校教科书的统一编写和统一发行有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型国民的塑造培育。

  编研一体 参与国家教材改革创新

  1977年起,重新编写适应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中小学教材,成为党和政府着力抓教育的大事之一。从1978年秋季开始,一套新的统编中小学教材(即第五套人教版教材)陆续在全国普遍使用。这是一套闪烁着改革开放思想光芒的教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稳步推进,中小学教材建设也取得长足进步。一方面,为深入探索教材建设规律性,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学术研究的力度不断加强。1983年,国家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在国家五年重点科研课题规划中,课程、教材都是重点关注对象,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在科学研究基础上,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21世纪初启动两次大规模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材建设也随之发生巨大变革。另一方面,国家在教科书管理体制上不断进行改革探索。80年代末实行教科书编审分开,由“国定制”转变为“审定制”,并针对不同地域教育发展的不同水平规划出版教材,初步形成“一纲多本”的局面。到21世纪初,又进一步引入教材出版发行的市场竞争机制。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管理的市场化,总体上促进了教材多样化和教材出版事业繁荣,提高了教材整体质量水平。

  长期以来,人教社一直是国家教材改革创新的参与者和重要实施者,先后主持或参与拟定历次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研究、编写和出版6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新世纪以来,在国家大力推进教材多样化建设过程中,人教社一方面积极向国际优秀出版机构和兄弟单位虚心学习,一方面继续加大课程教材研究力度,不断提高教材编写质量,先后推出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这是人教版第十套教材。2011年,在本套实验教材基础上又修订推出人教版第十一套教材。

  在长期探索实践中,人教社形成“学术立社”的独特风格。首任社长叶圣陶说过,“编写教科书,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我们要吸收有关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写成教科书。”在人教社的社史档案库里,至今还保存着上世纪60年代编辑深入一线课堂、厂矿、农村进行调研的报告、笔记,以及与全国各地教师的座谈记录、各地教师的来信来稿等。其中包括数位编辑在北京景山学校、丰盛胡同学校、二龙路小学等地长达一年时间的听课记录和反思小结。应该说,从叶圣陶那一代人开始,人教社就以严谨学术态度和工匠精神从事教材工作,形成编研一体的学术传统。80年代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成立,使得这一传统在制度上得以强化。改革开放以来,人教社先后完成国家和教育部课题31项,学术成果都及时转化到教材编写中。2013年起,获准建立教育出版领域第一个博士后工作站,着眼培养课程、教材和教育出版研究高端人才。近年来,还对数字教材和电子音像教材进行系统深入研究,2017年成立人教数字教育研究院。可以说,人教社始终努力保持着教材建设国家队、专业队应有的学术实力和实践能力。

  铸魂育人 教材建设步入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材建设给予高度重视。2017年3月,教育部成立专司指导管理教材建设的教材局。同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统筹协调全国教材工作,研究解决教材建设重大问题。一系列教材建设新理念的提出和新政策、新举措的实行,标志着中国教材建设步入新阶段。

  2017年9月,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定的义务教育统编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由人教社出版发行,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起始年级统一使用,2019年秋季实现所有年级全覆盖,统编高中三科教材在部分地区开始使用。统编三科教材的编写历时数年,由教育部遴选政治立场坚定、学术造诣精深、德高望重的一流专家担任教材总主编,由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教研员、优秀教师参加编写、审定。人教社作为一支中坚力量,在统编教材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回望中小学教材建设走过的70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教材编写、审定、出版发行的管理制度日益完善,对教材的认识不断深化拓展,教材质量正在接近国际水准,教材铸魂育人功能日益凸显,核心教材统编统用与其他教材多样化格局基本形成……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材建设之路。未来,如何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如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一步提升教材科学性,加强教材立体化和数字化建设,将成为新时代教材建设的重大课题。

  (作者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黄 强